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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lliamcarmmaddie8泡醋除臭粉
1/12/2010 「2010十大創見！」… ……… (2)
哈佛經綸 HBR LIST
2010十大創見！……… (2)
摘錄自：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 電子報%26nbsp; 2010/1/8
……….. (續 1)
問題
在這個商業模式驟然崩潰的年代，下一個被淘汰的可能就是大製藥廠。但如果我們集合眾人之力，支持一個簡單的改變，社會對新藥物療法的需求，以及企業投資獲得回收的利益，仍然可以得到滿足。
我們需要某種新的模式，這一點毋庸置疑。主要的製藥及生物科技公司知道，花在研發新藥上的金錢與時間，會逐年增加，而成本昂貴的第三期臨床試驗與藥品上市後失敗的例子，卻愈來愈多。同時，學名藥上市的時間愈來愈早，氣勢也愈來愈強。大藥廠以往賴以興盛的暢銷藥模式（blockbuster model），因基因體學的不斷進步，以及藥物反應標記（drug response marker）的發現，而變得更岌岌可危，因此導致以較小市場為目標的特製藥（tailored drug）增加。結合上述各種因素，使得完全整合的大型製藥廠，經濟狀況愈來愈不堪一擊。較小型的製藥廠，不斷推出創新的藥品。
那麼，傳統製藥公司該如何改變商業模式？以短期來說，它應該致力讓自己的規模變得更有彈性，成為別人的首選伙伴；例如，用自己的基礎設施，支援小型創新藥廠，從事臨床試驗、有效率的製造，以及全球行銷和銷售。普遍應用的暢銷藥，只要能持續提供價值給付款者和患者，不管價值多麼有限，仍是可行的模式。不過，這種新做法遲早還是會失效，屆時便需要再次改頭換面。能超越以往完全整合模式，建立起精緻藥品研發網絡的公司，才會存活下來。
這類網絡的種子已經撒下；這幾年來，大型企業一直在收購進行中的創新方案，或是將它們授權出去。但企業急著透過創新來帶動公司成長，因此必須尋找更多外部伙伴，而且腳步得更快些。問題是，即使資訊與溝通技術已有進步，經營網絡模式的協調與交易成本仍居高不下。
創見
一個改變，就能帶來重大的差異。舉例來說，如果產業中產生了各方同意、以數位方式呈現藥品資產的標準，就會起極大的變革。其中的挑戰在於，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獨特的（因此也是多餘的）方式收集、儲存，以及利用從研發試驗中獲得的資訊，因此，伙伴間很難分享這數千億位元組的文件與影像。這不僅造成協同工作的障礙，也使得市場交易非常沒效率。資產的賣方往往必須設立許多資料室，以迎合各家潛在買主或被授權者的需求，因為每個買主都有自己的格式。
一套用來分享藥品資產資料的共同標準，將掀起巨大的改革。
如果有一套藥物資產呈現方式的共通標準，就可提供軍事上所謂的「共同作戰圖」，以透過網絡加快交易速度、降低協調成本，並促成更好的決策。
願景
讓我們來想想， 採取這個簡單的步驟，可能會帶來什麼成果。如果我們創立一套業界都接受的標準，交易成本便會降低，這樣可讓大型藥廠共同分擔風險，並從未開發資產中獲利。基金會，甚至病患團體，就能針對原本大藥廠認為太小的市場，研發出藥品。創投公司的投資組合中，失敗公司閒置的資產，也可以開發。規模較小的製藥公司、政府實驗室和學術機構，可廣泛宣傳它們擁有的資產，找到熱心的開發者與伙伴。簡單來說，這將促成藥物研發的巨大創新。
活絡的藥品研發網絡出現，可能會改變企業取得智慧財產價值的方式。由於資訊在伙伴間的流動變得更自由，因此，我們會需要明確的機制，來計算每位參與者的功勞。主管機關的規範架構，必須調整適用於創新的資訊應用方式。不難想像，專門策畫研發活動的新形態行業，即將應
運而生。
整合型的製藥公司走到盡頭，不一定表示今日大製藥廠與生技公司就會滅亡。它們可採用網絡模式，繼續扮演核心角色，並且憑藉本身的專門技術深度，擔任這個模式的總指揮。但不管是否選擇這樣做，醫藥產業都會繼續繁榮發展。
（柯安琪譯自“Getting the Drugs We Need,”HBR , January-February 2010）
艾瑞克．鮑納波
美國麻州的策略顧問公司艾科系統（Icosystem）創辦人兼董事長，也是海夫製
問題
說到潔淨科技（ c l e a n technology）可帶來的好處，很容易讓人興奮，特別是能讓現有住宅與商業大樓，大幅減少能源消耗的新型高效率設備，以及太陽能裝置。但要達到這個目標，龐大的建物翻修工作會是個難題。而且若要有很大的進展，我們就必須幫住宅及建築物的所有人，克服預付成本的障礙。
現在的屋主，很少有人手上正握有所需的資金，或者有能力把這筆錢用來翻修屋子，直到收支平衡並開始回本。理論上，他們可用信用額度及住房貸款，來支付潔淨科技的費用，但實際上，他們並不願意，或是無法這麼做。另一方面，法人投資者擁有資金，也對潔淨科技設備的可靠、穩定的報酬有興趣；但他們做的是大筆投資，而不是對零碎、小規模的案子融資。此外，借款人可能違約，而進行一半的修繕工程無法取消，導致資金有去無回，也使得這些精明的投資者卻步。
幸好，由於在中國及其他製造中心的大規模生產，使得潔淨科技的價格下滑，還有政府的補貼，現在配置某些潔淨科技設備，不到三年就可以開始回收成本。但我們必須提供投資者需要的保證，並運用私募資本市場的資金，否則潔淨科技改良的獲利情況，並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。
創見
於是，剛在全美15個州發行的資產評估潔淨能源（Property Assessed Clean Energy，簡稱PACE）債券登場了。PACE債券是由市政府發行的債務工具，發行基礎是，屋主從債券組合中取得PACE貸款，並提供房屋作為償付財產稅的擔保。舉個例子：假設一棟位於馬里蘭州安納波里斯的商業大樓，包括電費及瓦斯費在內的公用事業費用，每個月是兩萬美元。擁有該大樓的安納波里斯管理公司，在進行能源評估後，得到的結論是，如果投資三十萬美元改善能源使用效率（整修窗戶、照明，以及暖氣、通風、空調系統），每個月的公用事業費用，可降到1.3萬美元。
安納波里斯管理公司從市府的PACE計畫，獲得三十萬美元貸款來翻修大樓。屋主分二十年還清債務，每年除了支付房屋稅，還加上二十分之一的貸款金額和利息。在這個例子中，假設利率是8％，每個月多出的稅額是1,350美元。這筆費用，明顯比省下的七千美元公用事業費低，所以從翻修大樓的第一天起，屋主的現金流量都呈正數。
願景
讓我們從市政府的立場，檢視PACE債券。市政府發行這些債券，讓法人投資者購買。投資人對這種以財產稅償付的債券有興趣，因為違約率很低。即使房子遭法拍，繳稅的義務仍存在，因此，就算屋主付不出房貸，在銀行拍賣房子時，買下房子的新屋主，也必須立刻補足未繳的稅款。
對政治領袖來說，PACE債券也很有吸引力。這種債務人事前同意的解決方案，只對拿房產抵押借款的人增加稅金，其他人的荷包都不受影響。此外，用PACE債券融資的翻修工程，還會增加建築與安裝工人的就業機會；如果這個構想推廣到全美國，就可能增加數百萬、甚至數十萬個工作。像這種既能使財產增值，又能降低每月公用事業費用，同時增加工作機會的計畫，哪個政客會拒絕？
（柯安琪譯自“A Market Solution for Achieving‘Green’,”HBR , January-February 2010）
傑克．希德瑞
派瑞諮詢公司（PrimaryInsight.com）董事長，駐在紐約，也在PACENow.org的全國指導委員會任職。
問題
在大學從事研發的創新者，經常創造出突破性的新技術，這些新技術一旦由產業界商業化，便有力量延續經濟成長。這類研究大多由美國政府贊助（美國政府的研發預算超過1,500億美元，其中大多是透過大學支出），所以把這些創新推向市場，以造福社會，就變得更加緊迫。但我們現行的制度還不夠理想：許多大學研發出來的創新技術，進入市場的速度應該比現在更快。諷刺的是，問題的核心，就在那些被規畫來促進商業化的機構上。大約三十年前，美國國會對大學提出一個龐大的激勵方案，推動更多聯邦政府贊助的創新技術商業化。國會通過拜杜法案（Bayh-Dole Act），把智慧財產權授予大學。那項激勵立竿見影：幾乎每所從事研究的大學，都成立了技術授權辦公室（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, TLO），負責處理技術商業化的活動，並藉以增加收入。這些獨攬大權的辦公室，要求教職員向TLO披露他們的發明，並透過這個辦公室，尋找提供授權的機會。
然而，TLO的表現並不理想，就像有得A的實力，卻老是拿到B的學生一樣。例如，雖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（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）這幾年提供的經費都有增加（目前約三百億美元）， 但食品藥物管理局（FDA）核准的新藥件數卻不斷下降。目前能源部正準備花數百億美元研發新能源，以替代造成汙染的化石燃料，重要的是，潔淨科技不應重蹈藥品商業化的覆轍，採用那種令人失望的模式。
大學把商業化的能力集中在TLO，並由TLO掌控商業化的流程，起初這也許不是個壞主意，因為這立刻為組織爭取到利益，而且達到規模經濟。但這種獨占模式，漸漸變成一個主要的障礙。雖然TLO極有效率，並掌握各種關係，但有創意的教職員都受制於它們。此外，由於許多TLO人手不足，教授們還必須排隊等待自己的發明獲得適當關注。
創見
那麼，何不減少技術授權市場的限制？讓每個發明家教授自行選擇授權代理機構，無論這個代理機構是否隸屬於大學。這種情形，就像現在企業人士可挑選自己的律師一樣。事情很簡單，只要商務部修改拜杜法案的條文即可（中小企業署或許也必須修改相關規定）。確切來說，提供聯邦研究經費時，應該附帶一個條件：接受經費的大學，必須允許教職員自行選擇授權代理人。
願景
一個自由而競爭的技術授權市場，並不會擾亂發明物的法律地位，也不會影響教職員與大學之間，分配權利金或授權費的方式（這個問題是由標準的聘用合約規範）。但像其他自由市場一樣，這可明顯加速新技術的商業化，而在美國與世界各地的最終使用者，可因此更快享受到新技術帶來的好處。自由市場也極有可能促使大學的TLO變得更專業，或是轉而與外面擁有適當專門知識的代理機構合作。大學可能乾脆撤掉TLO，但仍繼續賺取授權收入，但要扣掉外部TLO或代理機構收取的費用。
我們就別再處罰那些想出新構想的教授，以及他們任教的大學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別讓世界苦等新產品與服務，卻任由大學讓有價值的構想束之高閣。這些新產品或服務中，有些是攸關性命的。
（柯安琪譯自“A Faster Path from Lab to Market,”HBR , January-February 2010）
羅伯．李坦
美國密蘇里州考夫曼基金會（Kauffman Foundation）的研究與政策副總裁。
雷沙．米契爾
考夫曼基金會負責促進創新的副總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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